《封禅》是《文心雕龙》的第二十一篇。封禅是古代帝王所谓“功成治定”之后祭告天地的典礼,“封”指祭天,“禅”指祭地。因为这是封建王朝的重大典礼,封禅之文就成为封建文人所重视的文体之一。
本篇分三个部分:第一部分讲封禅的意义;第二部分讲封禅文的发展概况,主要是评论汉魏时期的几篇重要作品;第三部分论述这种文体在写作上的基本要求。
封禅文本身就是歌功颂德的作品,由于刘勰对封建帝王的尊崇,在对这种文体的论述中,更表现了明显的局限。他对管仲的“空谈非征”,对扬雄作品的“兼包神怪”,虽然都持否定态度,但本篇基本内容是讲歌颂帝王功德以祭天地,其封建迷信的思想是比较浓厚的。
这种文体和文学创作也没有什么关系。但刘勰具体论述了班固的《典引》写得“雅有懿采”,和他能“历鉴前作”的关系,这是值得注意的;特别是刘勰认为:即使前人把道理讲完,方法用尽,后代作者能“日新其采者,必超前辙”。这种认识对形成其继承和革新的文学发展观点,是有直接关系的。也可说,刘勰在创作论中提出“通变”的观点。是以这种认识为基础总结出来的。
(一) 北极星处于天的正中,帝王受命南面而治,就像北极星那样来治理天下,养育百姓;因此,怎能不颂扬其功德,刻下他的伟大事迹呢!绿图中说:“变化不定,杂乱纷纷,万物都发育滋长。”这是讲至上之德所达到的。丹书中说:“道义胜于私欲就吉利,私欲胜过道义就凶险。”这是指要加以警戒和慎重。因此,警戒慎重可以使道德高尚,至上之德可以化生万物,所以古来七十二个帝王,都曾到泰山来举行封禅典礼。
(二) 相传黄帝生而神异,能够得到鸿大的符瑞;曾在泰山上刻其功迹,在荆山上铸鼎。大舜巡视山岳的史迹,《尚书·舜典》中有显著的记载。周成王和周康王的封禅典礼,也见于纬书《乐·动声仪》之中。到东周时齐桓公称霸,曾打算按帝王之礼进行封禅;管仲婉转劝阻,认为当时有蓬草、恶鸟等怪异现象出现,不宜封禅。由此可见,只有帝王才能刻石封禅。但管仲所讲西海的比翼鸟、东海的比目鱼、南方的三脊茅、北方的黄米等祥瑞的出现,都是一些空谈,无以证验,主要还是帝王功德的大小而已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把《封禅书》列为《八书》之一,特地要讲述封禅,可见这的确是祭天的重大典礼;而铭刻功绩以进行祝祷,就是祭天的大观了。秦始皇刻石封禅于泰山,其《泰山刻石》文为李斯所写;法家文辞的特点,是缺乏弘大润泽的风格。它虽然比较粗疏,却颇有力量,也可算是当时最好的作品了。展望两汉,封禅之礼隆重而盛大,如西汉武帝在肃然山、东汉光武帝在梁父山封禅,歌功颂德的封禅文,都是名家大作:司马相如的《封禅文》,是汉代首先出现的佳篇。它说明封禅的开始,叙述历代帝王,显示美好的符瑞,反映盛大的功业,歌颂当今,超越往古,宣扬美德,贤于列圣;用吉祥的符瑞来歌颂,用泰山盼望帝王的临幸来赞美。这篇司马相如最后写成的《封禅文》,其实是汉代封禅文的新作。到东汉光武帝时的《泰山刻石文》,则是张纯所写。它的开始是学习《尚书》,末尾却写得如同祝辞;其中引用不少纬书,叙述西汉末年的离乱,赞扬光武帝的武功和文德等等;叙事核实而说理正确,虽然文采不足,内容却是有余了。以上二家之文,都是泰山上的刻石。至于扬雄的《剧秦美新》,班固的《典引》,虽然没有刻石,所写都是有关封禅的事。读《剧秦美新》,它的写作显然是模仿司马相如的《封禅文》;其中多用隐约诡诈的言辞,因而写了不少神怪之事。但它的整个结构相当严密,文辞有条理而圆和畅通。扬雄自己说写这篇作品已“极尽思考”,可见他是用尽全力了。《典引》的描写,雅正而优美;这是作者考察了前人的得失,因而能掌握得当;它表达意义、组成文章,写得富有文采而又巧妙。所以班固曾说:“《封禅文》虽然华丽却不典雅,《剧秦美新》虽然典雅但不核实。”这岂不是考察了前人的作品就易于认识明确,循其体势就容易收到功效吗?至于魏初邯郸淳的《受命述》,不过攀附前代名作,风力不足;写得好像颂体,虽然文理还有条不紊,却很平庸而不高超。到曹植的《魏德论》,是假设主客的议论,一问一答,文势迂缓,长达千言;费劲不小,却收效甚微,缺乏力量和光芒。
(三) 这种文体的作用,是一个时代的典章制度。在写作上开始考虑布局时,必须明确其总的面貌。要如《伊训》、《尧典》一类著作树立主干,从宏伟富丽方面来选择言辞,使内容合于古意而不致深奥不明显,文辞新颖而又不流于浮浅,内容能放出光芒,文辞能利如锋刃,就是最好的作品了。即使古人把道理讲完,方法用尽,后世作者必将有所继承,但只要在文采上不断创新,就一定会超过前代作者。
(四) 封泰山而刻下帝王的功绩,是称扬帝王来报答上天授予美命。远听那高山之上,美妙的声音十分动人。树立的石碑高入云霄,封禅的文章传遍八方。封禅大法凝成的佳作,腾空飞舞,有如虬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