毁谤与赞誉,肯定与否定本来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。以汉高祖刘邦那样的雄才大略和汉丞相陈平那样的足智多谋,有人毁谤陈平时,汉高祖就疏远了他,而有人赞誉陈平时,汉高祖又亲近信任了他。以汉文帝那样的英明和云中太守魏尚那样的忠诚,由于呈报战绩时,多报了几颗首级,便被绳之以法,就地免职。经冯唐在文帝面前为他辩解之后,又被法外施恩,重新重用,建立了大功。由此可知,人们在做出判断时,往往出错误,一出错,结论必然相反。怎么能明白这道理呢?
《吕氏春秋》里有这样一个寓言:“有一个丢了斧子的人,内心认为是邻居的儿子偷了他的斧子,因而看邻居的儿子走路的样子。脸上的颜色神态,说话以及一举一动,没有一样不象是偷斧子的。无意中挖坑,找到了自家的斧头,过几天再看到邻居的儿子,动作、态度,没有一点儿偷斧子的样子了。
他邻居的儿子并没有什么改变,而是自己的看法改变了。改变的原因不是别的,是当初的判断错了。
邾国过去缝制铠甲使用的是丝帛,公息忌对邾国的国君说:“不如用丝带。”邾国的国君说:“好吧。”于是下令制铠甲必须使用丝带。公息忌因此也命令自己家中制作铠甲时用丝带。有人在国君面前中伤他说:“公息忌所以建议用丝带,是因为他家制铠甲都用丝带。”国王听后很不高兴,于是下令不准再用丝带制铠甲。这是邾君的判断有错误。如果过去邾国制铠甲用丝带有利,公息忌家中用丝带再多又有什么妨害呢?如果用丝带制铠甲无利而有害,公息忌即使不用丝带又有何益?无论是公息忌用丝带还是不用丝带,都不足以说明公息忌的建议有什么错。所以凡是听别人的话,不能不经思考就贸然相信。
楼缓说:“有一个叫公父文伯的人,在鲁国做官,病死之后,有二名侍妾为他在家中自杀。公父文伯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并不悲伤哭泣。随嫁的侍妾说:“哪里有儿子死了,母亲不哭的?”公父文伯的母亲说:“孔子是个非常贤明的人,被鲁国弃置不用,去周游列车,文伯却不去追随孔子。如今他死了,侍妾却为他自杀。可见他对有德的长者不亲近,而对待妾却过分宠爱。”这话出自母亲之口,人们就认为是贤明的母亲,可是如果出自妻子之口,人们就不免会认为他的妻子好吃醋。所以同样的话,出自不同人的口,人们评价的态度就不一样。
乐羊被任命为魏国大将,率军攻打中山国,而他的儿子此时正在中山国。
中山国君把他儿子煮了,把肉做成羹汤,送给乐羊,乐羊毫不犹豫全吃光了。
魏文侯知道后说:“乐羊为了我的缘故,才吃自己儿子的肉。”而堵师赞却说:“连自己儿子的肉都吃的人,又有谁的肉他不敢吃呢?”乐羊灭掉中山国后,魏文侯虽然奖赏了他,却从此怀疑他的忠心了。
《淮南子》说:“亲生母亲为自己儿子治头疮,血流到耳朵上,看见的人都说这是疼爱儿子到极点了。如果是后母为前妻生的儿子治头疮,血也流到耳朵上,就会有人责备说:“太暴虐了!”同样的事情,站在不同的角度,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。从城上看城下,往往把牛看成是羊,把羊看成是小猪。
这是由于站得太高,因而看不清楚的缘故。在圆形的盘子里放上水,当作镜子,然后去照自己的面影,有时是圆脸,有时则不圆。自己的面型并无改变,而影象却时而圆,时而不圆,这是因为你照时的角度不同。现在,我想修养完善自己的品德来接人待物,可怎么能知道世上的人是站在什么角度来看我呢?因此才明白,天下的是与非本来役个准儿。世上的人实际上是各有其是非标准的,符合自己的标准就是对的,不符合就是不对的。如今我要选择对的一面立身行事,去掉不对的那一面,可是怎么知道世上所说的对与不对是哪个标准呢?
[这个问题还可以这样说:如果你为国忘家,就会有人认为你是不关心自己父母的人,还怎么能爱国君呢?卫国的公子开方、吴起和乐羊这三个人都是由于为国忘家而受到猜忌和诽谤的。但假如你真的舍不得离开父母,就又会有人说:“大将在从接到国王的任命那天起,就应该忘掉自己的家,从到部队之后担负起指挥责任时起,就该忘掉自己的父母;待到拿起鼓槌,敲起进军战鼓后,就要忘掉自己生命的安危。司马穰苴就是以这个理由杀掉庄贾的。所以《左传》上说:“欲加之罪,何患无词?”要判定什么是对,什么是错,只要看看以上这些事例,就全明白了。]
正是由于世间的事如此错综复杂,所以才会有忠心耿耿却被怀疑、不受重用的情况出现。这个道理,是不能不体察参详的。
古人这样说过:捕获鸟的,只是罗网上的一个网眼,然而只张一个眼的网,是永远捕不到鸟的。鸟所以飞得远,是靠健羽,然而如果只有健羽而无其它的毳毛,是飞不远的。以此推论,看似无用的东西,却是有很大作用的。
所以当惠子对庄子说:“你的学问都是无用的空话”时,庄子说:“明白无用的道理,才能跟他谈论有用无用的问题。大地不是不广大辽阔,可是人们占用其间的面积,不过能容下双脚就可以了。然而假如从脚下把看似无用的土都铲削掉,直到阴曹地府,那仅可容下双脚的地面还有用吗?”惠子说:
“没用了。”庄子说:“那么,由此可见无用就是有用。这个道理不是很明白吗?”
从前陈平由于智谋有余而被刘邦疑忌,可是周勃因质朴却被认为忠诚而受到信任。在仁义不足以使人们互相信任的时候,聪明人因智谋有余而被疑忌,不聪明的人却因智谋不足取得了信任。东汉时,征召隐士樊英、杨厚人朝做官,朝廷盼他们俩就象盼神明一样。可是他们到了朝堂上后,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。李固、朱穆认为这种隐士纯属欺世盗名之辈,对国家一无用处。
然而随后慕名而来的都以他们为榜样,使皇帝招揽了更多的人才。[这就证明孔子说过的那句话:把隐逸的人士推举出来,天下的人就都会归顺你了。燕昭王尊礼郭隗也是这个用意。郭隗虽非杰出的人才,但尊礼郭隗,剧辛、乐毅这样的英杰就随之而来了。齐桓公尊礼九九天道之术,也是这个用意,都是为招徕天下人才的。]
推究起来,无用就是有用。不懂这个道理的人很容易忽视足下的无用之地,看不起无用之物的特殊作用,甚至于嘲笑这一理论是迂腐的空谈,轻视排斥国家的英才。这不是太过分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