贞观元年,唐太宗封中书令房玄龄为邗国公,兵部尚书杜如晦为蔡国公,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为齐国公,官品都列为一等,享受一千三百户的俸禄。太宗的堂叔淮安王李神通上奏道:“在太原初举义旗时,我便带兵首先赶来响应,现在房玄龄这些舞文弄墨的人,却功居第一等,我私下不服。”太宗说:“国家大事,只在赏罚。所赏的人和他的功劳相当,无功的人自然退避不争;所罚的人和他的恶行相当,做坏事时人们才会感到畏惧。可知赏罚不能轻率施行。如今论功行赏,房玄龄等有运筹帷幄、安抚社稷的功勋,就像汉代的萧何一样,虽没有汗马战功,但能制定策略、推荐贤能,所以应该功居第一。叔父是国家至亲,要封赏我当然无所吝惜,但不能因为亲私关系就随意与功勋大臣同样封赏!”因此功臣们相互之间说:“陛下秉公封赏,不偏袒亲眷,我们怎么可以胡乱申诉猜疑呢?”当初,高祖把同宗子弟和三代之内的旁系弟侄分封为王的有几十人。太宗对臣下们说:“从两汉以来,只封子和兄弟,宗室中疏远的,除非有大功如汉代的刘贾、刘泽那样,否则一律不得受封。如果所有的宗室都封王,就会劳苦万民。”于是把郡王宗室中没有功劳的都降封为县公。
贞观十一年,太宗认为周朝实行分封诸侯的制度,执掌江山八百余年,秦朝废除了分封制度,只经历了两代就灭亡了。汉代吕后想篡夺汉室天下,最后靠刘姓宗室的力量获得安定。分封子弟的方法应该是子孙保全江山的最好办法。于是定下制度,分封子弟荆王元景、吴王恪等二十一人为都督,功臣长孙无忌、房玄龄等十四人为刺史,并且世袭爵位。礼部侍郎李百药上书表示反对说:
我听说治理国家造福百姓,是历代帝王的一贯做法。尊重皇上使他高枕无忧,这是人之常情。考虑安定国家的方策,以开辟未来大业,这是所有帝王万古不变的想法。然而,王朝的命运有长有短,国家有治有乱,认真考察历代的典籍,对这个问题讲述得很详细。人们都说周朝的统治超过了其命数,秦的统治还没达到其应该享有的期限,国家存亡的原因,是由于是否分封诸侯。周朝借鉴夏殷统治长久的经验,遵循前代的统治经验,实行皇帝与诸侯并存的制度,加强统治力量,注意保全根本,即使王道废弛,可是各个朝代统治祭祀却没有断绝。秦朝违背先王的遗训,舍弃先王的统治方法;倚仗华山一带地形险要,废除诸侯,只设置郡守。结果子孙没有一寸土地的封邑,百姓很难与之共处,所以陈涉揭竿起义,秦朝就迅速灭亡了。
我认为自古以来帝王统治天下,没有哪一个不是受命于天的。建邦立国是天命转移的缘故,心忧百姓是有道明君的高贵品德。即使资质像曹操这样的养子,身份像汉高祖那样的役徒,他们也不是有意夺取天下,即使想逃脱也逃脱不掉的。相反,如果是百姓民心不归,精华已尽,像尧、舜这样的皇帝,像放勋、重华这样的德行,他们也守不住基业,不能永保国家兴隆。从这里可以看出,国统的长短,在于天时,政治的兴衰,在于人事。周代的统治卜算起来,已经历三十余代七百多年。虽然历经浮沉兴衰,但周代开国的宏大气象还存在,这些通过卜筮所展示的祥瑞的法果,早已在冥冥之中注定了。至于后来发生的一系列祸患,那是由于国运渐衰,灭亡的日子将至的缘故,与当时的分封没有太大关系。暴秦的运数,算起来有一百六十多年,是受命于天的君主,他的才德与禹、汤相去甚远,后来的继承者,才能也远远比不上启、诵。即使有李斯、王绾等功臣,将闾、子婴诸子弟广受封土,列为诸侯,又怎能抗拒汉朝的兴起,阻止汉高祖称帝呢?
然而,得失成败各有其本身的原因,而写书的人大多墨守成规,分辨不出古今的差别,弄不明白时代风气虚伪与淳厚的区别。想在众多朝代之后,实行夏、商、周三代的办法,将天下五服之内的国土全部分封给诸侯,千里王畿也都分给卿大夫做采地。这是要在虞舜、夏禹的时代实行上古结绳记事的古老方法,在汉魏时代推行远古象刑法典,这样的做法,必定造成纪纲松弛、社会混乱。刻舟求剑是行不通的,胶柱鼓瑟更是弹不出乐章。大家只知道楚庄王问鼎的蛮横和晋文公想得到王者葬礼的野心,惧怕霸王的军队,秦王子婴白马素车投降汉高祖时,没有诸侯出来援助。未能从望夷宫秦二世被弑事件中有所领悟:像夏朝后羿推翻太康、寒浞杀害后羿所带来的灾难,更是不堪回首;魏朝的高贵乡公遭遇的杀身之祸,与周幽王被申侯与缯勾结犬戎所杀那样悲惨的遭遇,是谁也不愿碰上的。这都是帝王自己昏乱,自己把自己由太平引向覆亡,与郡县制与分封制都没有关系。皇室一旦建立,几代之后,逐渐衰微,原来作为屏障的诸侯,都变成仇敌,以至于各诸侯家庭传统不一样,国家政治各自不同,以强凌弱,以众侵寡,彼此互相攻城夺地,干戈相见。狐骀之战使邾国妇女全部用麻束发送葬;崤陵之战,秦军全军覆没,连一只车轮也未能返回秦国。这里只略举数例,其余的不可胜数。陆士衡却一本正经地写道:“继位的国君虽然抛弃九鼎而出逃,凶恶的外族占据了京城,但天下却太平无事,终究会扭转乾坤,化乱世为太平。”这话真是荒谬透顶。实行郡县制,设官分职,任用贤能,用贤良的人才,担负起共同治理国家的重任,分别担任刺史、太守。哪个朝代没有贤良的人才?任用这些贤才做官,就会使土地呈现祥瑞、上天赐予宝物,百姓就会称颂国君为人民的父母,把朝廷奉为神明。而曹元首却说什么:“与人(指诸侯)能共享其乐的,人必为他(指君主)分忧;与人能共享安逸的,人必能为他解难。”怎能说分封诸侯就能共同承担安危,而任命刺史、县官,他们就不能与国君同忧共乐?这是何等荒谬啊!
被封的皇亲国戚,无不凭借门第,忘掉祖先创业的艰辛,自以为生下来就应享荣华富贵,一代比一代更骄奢淫逸。他们修筑别馆,驱使民力为其效劳,召诸侯共同玩乐。夏朝大臣陈灵违背君臣之礼,和臣下一起侮辱皇子徵舒。卫宣公违背父子之道,纳子之妻,最终将两个儿子杀死,还说自己想使国家安定,难道就这个样子吗?朝廷百官,都是经过选拔的,他们的政绩,应该通过审核才能决定。那么人们的进取之心就会日益迫切,并经常自我激励,有的计日受俸,其余分文不取;有的只身赴任,不带妻儿。有的因为珍惜柴薪,索性就吃干饭;有的感激朝廷的信任,只饮当地之水。羊续官为南阳太守,却布衣裹身,范丹身为莱芜县令却家贫如洗。如果说做官都是为了贪图利禄,为什么他们就这样清廉呢?总而言之,只要爵位俸禄不是世袭,任用贤才的路子就会很宽广;百姓要是没有一个固定的国君,他们就人心惶惶。这个道理是聪明的人和愚昧的人都懂得的,怎么会迷惑不解呢?至于像灭国弑君、败坏纲纪一类的事,在春秋二百年间从来就没有断过。到睢水祭祀,就杀掉小国国君做祭品;鲁国无道,庄公夫人姜氏私自与齐侯幽会。纵然是西汉哀帝、平帝年间,东汉桓帝、灵帝之时,也不至于荒淫无道到这种程度。为政的道理可以用这句话加以概括。
陛下手握纲纪、掌管天下,开创帝业,拯救亿万百姓于水火之中,扫除邪气凶灾于四海之内。开创大业,传承子孙,媲美天地以立德;发布号召,施行政令,言行顺应万物之理。圣心独察,永远缅怀古代先贤。如今将恢复“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”五等爵位,建立众多的诸侯国分封子弟、封赏诸侯。我认为自从汉、魏以来,流弊未歇,从尧、舜时代以后,至公之道就已经背离很远了。晋代失去权柄,国家分崩离析,后魏趁机兴起,致使华夏民族与异族杂居。纵然南北分治,相隔遥远,文人还在学习经国之术,武将仍是壮心不已,这些都是实现其政治野心的阶梯,滋长了虚假不淳朴的风气。隋文帝是后周外戚,他驾驭群英,玩弄权术,篡周自立,坐享其成,不是打来的天下。他的统治持续了二纪,百姓没有感受到他的恩德。等到隋炀帝即位,世道败坏、道德沦丧,当时的人物,几乎全都被摧毁。虽然陛下用自己天赋的神勇,平定了四方祸乱,然而战争的创伤并未愈合,百姓的疲弊也尚未安宁。
自从陛下顺应太上皇的旨意,继承大统,将全部精力用于治理国家,统观前代君王的经验得失。虽然您的至善之道难以名状,但就某些方面的具体表现来说,也可以粗略地陈述出梗概。陛下爱敬敦厚,对待父母操劳侍奉不知疲倦,这是大舜一样的孝道。陛下亲自进宫询问太上皇起居,亲自为太上皇品尝饭菜,这是周文王的德行。陛下每有官司,必定亲自审查,以免产生冤情。用断趾的刑法代替斩刑,可见陛下的恻隐之心,这是大禹见罪人而流泪的襟怀。陛下表情庄重、言行率直,虚怀若谷、肯于纳谏,对鄙俗之言不怠慢,对山野之人不忽视,像帝尧一样乐于接受意见。陛下推崇教化,鼓励求学,通过科举选拔人才,并将大儒任命为卿相,像圣人一样地循循善诱。由于夏天宫中湿热,不利于食宿,臣子们请陛下换个宽敞明亮的地方居住,陛下却害怕浪费钱财,违背了臣民的心愿,不顾及自身的寒暑,安于简陋的居所。最近几年又遇霜灾歉收,饥荒四起,仓库空虚。陛下怜惜百姓,开粮仓拯济灾民,使全国没有一个人流离失所,而您自己却只吃粗淡的饮食,停止钟鼓之乐不听,时刻想着百姓疾苦,容貌日渐消瘦。吉时周公因为远方有人前来朝贡而欣喜,夏禹也因为四方安定而感到自豪。陛下即位后,四方少数民族纷纷臣服,万里迢迢归顺仁德之君,但陛下依然谨慎小心,没有驱使百姓开拓疆土。陛下心怀贤德,不图千古英名,只求为百姓赢得安宁的生活。陛下因为天下的忧患劳苦而心急如焚,而杜绝自身的巡行玩乐。每次上朝听政,听取接纳百官的诤谏却毫无倦意,智慧遍及万物,道义惠及天下。罢朝之后,还要与亲近的大臣讨论政教得失,言谈出于肺腑,只涉及政事,其余一概不谈。午后太阳偏西,必定下令才学之士进宫,赐予闲职,与其畅谈典籍,或作诗谈玄,以至深夜,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。在这四个方面,您已经超越了历史上的圣贤,当居首位了。弘扬这样的风气教化,昭示四方百姓,定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改换天地。而现在淳朴的德行之所以没有推行开来,浮夸诡诈的风气之所以没有去除,是因为积习太久,难以一下子改变的缘故。请耐心等待移风易俗,质朴取代浮华,刑法不再使用、教化大行天下,登上泰山、举行封禅的大典进行完毕,然后再去制定划分疆域、治理天下的制度,讨论诸侯土地的分封问题,也为时不晚。《周易》有言:“天地浩大,充满了四季更替变化的规律,更何况人事呢?”这句话说得多好啊!
中书舍人马周又上疏说:
我见陛下下诏让王公贵族和有功的大臣都做镇藩统帅,并且可以传位给子孙,使他们世袭刺史的职位,没有大的变故,不被罢免。我认为陛下分封皇族,是爱护重视他们,让他们的王位得到世袭,与大唐的政权一样万寿无疆。(但这样很不妥,)为什么呢?像尧、舜这样圣明的君王,尚且有丹朱、商均这样无能的儿子,更何况普通的君王呢?还要像对待他们的父辈那样对待他们,恐怕会造成很大的失误。如果后辈继承父业,万一骄奢放纵,那么不仅百姓遭殃,也会连累国家。如果取消他的封国,而其先祖的功业还在;如果保留他的封国,而他本人已经罪恶昭彰。与其像这样危害百姓,还不如割爱一个已故的功臣,这才是明智的做法。如此一来,过去的所谓爱重,恰恰成了伤害。所以,我认为应该对宗亲和功臣只分封土地、犒赏封邑就足够了;确实有才能的,就根据其特长授予官职,那么就算其能力不强也可以免除过失。过去汉光武帝不让功臣担任官职,所以忠臣得以保全名节性命,实在是因为方法得当。望陛下深思,使宗亲和功臣能够蒙受大恩,同时使其后代也能终生享受福禄。
太宗皇帝非常赞许并接纳了这些意见,于是下令废除了子弟及功臣世袭刺史的制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