贞观十一年,侍御史马周上疏,陈述时政得失说:
我一一阅读史书,发现从夏、商、周到汉代,朝代不断交接更替,时间长的朝代可以延续八百多年,短的也有四五百年,这些朝代都积善积德,赢得了民心。其中也有昏君,只不过依赖前哲教诲才免于灭亡。可是从魏晋以来,到周、隋之时,朝代长的不过五六十年,短的只有二三十年就烟消云散了。这都是因为创业的君主没有广施恩德,只做到自保,对老百姓没恩惠可言。所以,只要继承王位者的政教稍有偏差,又值有人趁机造反,那么天下马上就会土崩瓦解。现在,陛下虽然创下奇功,平定了天下,但是,对百姓的恩德还很少。因此,应当推崇大禹、商汤、文王、武王之道,广布道德教化,为将来留有余地,为后世帝王创下稳固的基业。怎么可以认为只要当今的政治没有过失,保住今日的江山,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呢?而且,自古帝王虽然都根据当时的局势,制定或宽或严的具体政策,但节俭、施恩却是历代政治的根本。只有这样,百姓才会爱戴君王如同爱戴自己的父母,仰慕君王如同仰慕日月,尊敬君王如同尊敬神明,畏惧君王如同畏惧雷霆。这才是国家长治久安、没有动乱的原因。
现在处于天下大乱之后,百姓人口相当于隋朝的十分之一。然而,如今徭役仍然很多,一个家庭里面兄长才回到家,弟弟又不得不离开了,并且往来征程几千里,一年四季,没有休止。陛下虽然仁德,每每下令减轻徭役。可是,有些部门按计划,还是需要不断征派百姓去服劳役。官府减轻劳役的文书不断下达,可是,百姓服役的征程依然如故。我常常去访问民间疾苦,这四五年来,老百姓之中已有很多抱怨之辞了,他们认为陛下不体恤爱抚百姓。过去,舜让官吏住在茅草屋中,大禹以饮食丰美为恶。这些节俭的美德,我知道已不可能在当今推行。汉文帝顾惜百万资金,停止修建露台,他收集大臣们上书用的布囊来做大殿的帷幕,不让他宠爱的慎夫人的衣裙长得拖到地上。汉景帝认为织锦刺绣会妨碍女工,于是下令解散官府的作坊,让老百姓休养生息,安居乐业。汉武帝时,他虽然穷奢极欲,但还是继承了文帝、景帝的遗风,所以民心没有动摇。如果汉高祖之后就是武帝即位,那么汉代的江山必定不会保全。这些情况离当今较近,事情还了解得很清楚。现在,京城和益州等地正在大兴土木,各位王爷、妃嫔的服饰也极其精美,民间的舆论都认为这太奢侈。臣听说勤奋早起而功业盛大显赫的君主,后代还会因循懈怠;制定合乎常理的法令,久而久之还会出现弊端产生混乱。陛下年少时,生长在民间,知道百姓的辛苦。前代的成败,也看在眼里,还尚且这样做。而太子生长在宫中,养尊处优,不知民间疾苦,将来即位之后,可想而知,情形堪忧啊。
我私下考察前朝以来国家成败的事,发现只要百姓心生怨恨,聚众闹事,国家没有不灭亡的,君王即使悔过,没有能重新安定的。如今,改进政治教化,应当在还有改进余地的时候进行,如果发生变故,就来不及了。君主一般都认为,前代的灭亡是咎由自取,不知道自己也会犯这样的过失。所以,商纣王嘲笑夏桀的灭亡,周幽王、周厉王嘲笑商纣王的灭亡。隋代开国之时,又讥笑周、齐失掉江山。现在,我们也这样评价隋代,殊不知今日看待隋代,犹如隋之视周、齐一样。所以,京房对汉元帝说:“我害怕后世看待现在,犹如现在看古代啊。”这句话不可不引以为戒。
从前贞观初年,普天下霜灾歉收,一匹绢只能换得粟一斗,但天下平静。百姓知道陛下非常关心爱怜他们,所以人人自安,从无讪谤抱怨之词。近五六年来,连年丰收,一匹绢可以换十几石粟,然而百姓认为陛下不关心爱怜他们,都有怨言,这是由于徭役过重,加以如今所兴办的事务,许多都是无关紧要的缘故。从古以来,国家兴亡不是由于积蓄的多少,而只在于百姓的苦乐。再就近代的事情来看,隋朝在洛口仓贮粟,而为李密所用;在东京堆积布帛,结果被王世充占有;西京府库的财物也被大唐所用,至今还未用完。当时如果洛口、东京没有粟帛,那王世充、李密就不可能招聚大众。当然贮积钱粮财物本是国家的常事,总得等百姓衣食有余,然后再去征收。如果百姓劳苦而强行收刮,最后还是帮助了贼寇,所积聚的财物并没什么好处。不过,用节俭来与民休息,在贞观初年,陛下已经亲自实行过,所以如今实行起来也不会困难。只要实行一天,天下都会知道,大家就会载歌载舞。如果百姓已经劳苦,还用个不停,一旦中国受水旱之灾,边境有风尘之警,狂悖狡黠的人就会乘机作乱,就将有不可预测的事情发生,不仅仅是使圣上晚进餐迟睡觉而已。如果以陛下之圣明,真要励精图治,不用远求上古的办法,只要做到像贞观初年那样,那么天下就很幸运了。
唐太宗说:“最近命令营造随身的小器物,没想到百姓因此而不满,这是我的过错。”于是命令停止制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