和从《史记》中选入中学课本的其它几篇人物传记(《廉颇蔺相如列传》、《鸿门宴》、《信陵君窃符求赵》、《毛遂自荐》、《陈涉世家》)相比,本文的特色是:
选材上,《屈原列传》不具备曲折、生动、完整的故事情节,而是根据文献记载,粗线条地勾勒人物的生平事迹;
写法上,记叙和议论相结合。全文四个部分都有“传”有“评”,因“传”而“评”,以“评”点“传”。议论方式各不相同,第一部分为评介式,第二部分为结语式,第三部分为陈述式,第四部分为比照式。
语言上,本文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,叙中有情、倾向鲜明;议中有情、直抒胸臆。作者运用对偶、对比、排比、反复、比喻等修辞手法,增强了语言表达效果。
司马迁推崇屈原有两个方面:推崇他正确的政治主张和伟大的人格;推崇他在语言艺术上的高深造诣。
司马迁认为屈原联齐抗秦的主张是正确的。屈原是楚国的贵族。当时,秦国兵力最强。但是楚国和齐国从亲,是可以抵抗强秦的,因为楚国疆土最大,齐国财力最富,而且楚、齐从亲,其他山东之国也会跟楚齐一道合纵来共同对付秦国。如果楚王能始终用屈原的外交主张,并且修明内政,那当时的天下还不知鹿死谁手。本传用了很大的篇幅叙述楚国和齐、秦的关系,从历史的教训来证明屈原联齐抗秦的主张的正确。当楚怀王重用屈原任为左徒的时候,齐、楚从亲,秦国不敢侵犯。等到楚怀王听信了上官大夫的毁谤而疏远了屈原之后,秦国就令张仪来离间齐楚的关系,破坏两国的联盟,以便各个击破。张仪骗楚王说,楚国如能和齐国绝交,秦愿献商于之地六百里。楚怀王贪图便宜,便当真和齐国绝交。张仪又说是献地六里,不是六百里。楚怀王大怒,就兴兵伐秦。楚国没有了齐国的援助,弄得损兵折将,丧权失地。这才又命屈原出使于齐,和齐国恢复邦交。秦国又说把汉中地还给楚国来讲和。楚怀王因为恨透了张仪,说不愿得地,愿得张仪才甘心。张仪居然来到楚国,收买了楚王的宠臣靳尚和宠姬郑袖,竟又安然返国。
等到屈原从齐国回来,问楚王为什么不杀张仪,他后悔已经来不及了。这样,又上了秦国的当。其后,诸侯兵击楚,楚又大败。其后,秦又骗楚怀王到秦国去,屈原劝他不要去,可是他听了他的幼子子兰的话到秦国去了。果然一到秦国,秦国就不放他回去,要挟他割让土地,终至客死于秦。他的儿子顷襄王忘却血海深仇,反而向秦屈膝,重用亲秦派子兰等人,放逐屈原。后来楚竟为秦所灭。
这些事实充分表明了楚国亲齐,秦国就不敢侵犯;亲秦,就吃秦国的大亏。司马迁对屈原的政治才能是异常推崇的。本传说屈原的《离骚》是“上称帝喾,下道齐桓,中述汤武,以刺世事。明道德之广崇,治乱之条贯,靡不毕见。”他还慨叹说:“人君无愚智贤不肖,莫不欲求忠以自为,举贤以自佐。然亡国破家相随属,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,其所谓忠者不忠,而所谓贤者不贤也。”可见司马迁认为屈原所理想的政治就是唐虞三代那样的政治,认为屈原主张举贤授能。从屈原的作品中,我们可以看出屈原这种政治倾向是强烈的。
《离骚》里说:“皇天无私阿兮,览民德焉错辅。夫惟圣哲以茂行兮,苟得用此下土。瞻前而顾后兮,相观民之计极。夫孰非义而可用兮,孰非善而可服?”屈原反复地论述历代兴亡,认为亡是由于残害忠良,而兴是由于举贤授能。他主张要替人民打算,要选贤与能,这是有民主思想的因素的。因此,司马迁说他能够明道德之广崇,治乱之条贯,是正确的。司马迁不仅赞成他的贤能政治的主张,并且认为屈原就是贤能兼备的人。他说:“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,故内惑于郑袖,外欺于张仪,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、令尹子兰,兵挫地削,亡其六郡,身客死于秦,为天下笑。此不知人之祸也。”
然而司马迁对屈原的推崇,最主要的还在于屈原的高尚人格和斗争精神。因为楚怀王昏庸贪婪,对外则亲齐亲秦摇摆不定,对内则宠任奸佞,听信谗言。屈原虽系贵族,并非近亲;虽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卓越的政治才能,并没得到长久的重用。《离骚》里说:“世溷浊而嫉贤兮,好蔽美而称恶。闺中既以邃远兮,哲王又不悟。”正深刻地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的楚国政治情况。屈原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,挽救楚国的危亡,坚决地起来斗争。他愤怒地控诉了贵族当权派的无耻:“众皆竞进以贪婪兮,凭不厌乎求索。”“固时俗之工巧兮,规矩而改错。背绳墨以追曲兮,竞周容以为度。”他痛斥他们弄得黑白不分,是非颠倒。《怀沙》里说:“玄文幽处兮,蒙谓之不章;离娄微睇兮,瞽以为无明。变白而为黑兮,倒上以为下;凤皇在兮,鸡雉翔舞。”他指斥他们将要把国家弄到濒于危亡的地步:“惟夫党人之偷乐兮,路幽昧以险隘。”因此,他宣称他决不妥协:“何方圜之能周兮?夫孰异道而相安?”屈原修德立行,忠心耿耿,原想导君于尧舜之治,可是怀王竟然不识,反而信谗疏远:“荃不察余之中情兮,反信谗而怒。”楚国弄到濒于危亡,怀王是应该负责任的,屈原对他也是不能无怨的。他说:“怨灵修之浩荡兮,终不察夫民心。”司马迁对屈原的为坚持理想而斗争的精神是歌颂的,对屈原的心情是深刻了解的。他叙述屈原作《离骚》的原因是这样的:“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,谗谄之蔽明也,邪曲之害公也,方正之不容也,故忧愁幽思而作《离骚》。”又说《离骚》“自怨生”。说“疾”,说“怨”,可见司马迁认为《离骚》之作正体现了屈原的斗争精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