翻译

　　《易》说：“‘亢龙有悔’的‘亢，字的意义，是指衹知道仕进，却不知道退隐；祇知道存，却不知道亡。知道进退存亡的道理而能不失正道，恐怕衹有圣人吧!”《传》中说：“知足就不会受辱，知止就不会有危险。”按这样说，不知道进退，不通达知止知足的道理，受辱的困窘，危险的处境，很快就会来临了。古人的仕进，是为了济助世人治理天下，古人的退隐，是为了弘扬正道激励民俗。但是人的仕进，荣耀而且轻易，所以是愚昧之人尽力追求的目标；人的退隐，要苦守节操，遭逢艰危仍坚守不移，所以是平庸之辈忌惮的事情。虽然图取仕进的人遭逢祸患或是败亡的事例，常为人们见到听到，但是避世隐居的人，在以前的史书中却很少见到。漠伎退皇功成身退，卧病家中，修习辟谷的长生之道，这和銮堑、茎垄功成之后颠沛流离相比，是更胜一筹了。以后整广德和疏广、疏受等人，按朝廷之礼退休，离职家居，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。鱼鲞《魏略．知足传》把田、徐和管、胡相比，其实他们的处世准则本来就不同。谢灵运《晋书．止足传》，先评论那些逃避动乱的晋代文人，他们大概不是属于止足退隐一类的人；衹有阮思旷喜欢逃离尘世，抛弃荣华富贵，算是远离受辱的困窘、危险的处境了。《宋书。止足传》中有差毖、王霉的传，这两人都和前面几人是同类人物。变伐时迹周塑幽，字王壁，他拒绝为官，坚持操守，游息山林，蓄养心志，在贫贱之中不忧伤哀戚，对富贵荣华不贪婪追求，他是儒者之中志行高洁的人。梁据有天下之后，小人之道衰败，贤士大夫互相邀致，聚集朝中，衡量自己的力量，坚守自己退隐志向的人，那在当代还没听说，偶尔有人因年老退休，有人心志不大，欲望不强，国史记下了这些人的事迹，也把它编为《止足传》。

　　顾宪之字士思，吴郡吴人。他的祖父顾觊之，宋时任镇军将军、湘州刺史。

　　还未满二十岁，顾宪之就被本州辟为议曹从事，举秀才，积功迁为太子舍人，尚书比部郎，抚军主簿。元霉年间，顾宪之任建康令。当时有人偷牛，偷的牛被牛主认出，偷牛的人也说牛是自己的，两方面的言辞证据都差不多，前任的县令没有谁能断决这个案子。顾宪之到任之后，审核案件的材料，然后对双方说：“用不着多讲，我想到解决的办法了。”于是顾宪之命人把系牛的绳索解开，随任牛去什么地方。牛径直回到原来主人的宅院，偷牛的人才供认自己的罪行。顾塞主揭露隐藏在暗处的奸人坏事，很多像这类事那样聪明果断，当时人称他为神明。至于对待朝廷权贵显要的私下请托，他毫不阿谀顺从，对于手下官员的贪脏残暴，他毫不放纵姑息，全都根据法律公正判决。顾宪之生性又清廉俭朴，努力处理政事，因此深得民心，所以京城饮酒的人得到醇厚味美的好酒，往往称遣酒为“顾建康”，这是说顾宪之清淳和美如同好酒。

　　顾宪之迁任车骑功曹，晋熙王友。齐高帝执掌朝廷大权，命顾宪之任骠骑绿事参军，迁任太尉西曹掾。齐王台府建立之后，顾宪之任中书侍郎。齐高帝登上帝位，顾宪之被除授为衡阳内史。顾宪之到任以前，衡阳境内连年发生瘟疫，染病死去的人有一大半，棺木价格特别昂贵，于是百姓全都用苇席卷裹死人，丢弃在路旁。顾宪之刚一到任，就分别通告所属各县，要寻找死人的亲属，命令他们把死人埋葬。对于那些已经全无亲属的死人，顾宪之就拿出自己的俸禄，命公府的主簿营办埋葬事宜。又衡阳当地的民俗，山中百姓患了病，往往说是先人带来的祸害，就都挖开坟墓，打开棺材，用水冲洗死人的骨头，把遣种举动称为“除祟”。顾宪之用道理晓谕百姓，为他们陈述活人死人的区别，指出疾病并非由死人引起，当地的陋俗也因此得以改变。当时刺史王奂刚刚到任，祇有衡阳一郡没有到刺史府来告状的人，于是王奂感叹地说：“顾衡阳的教化算是达到很好的境界了。假如本州所属的九个郡全都这样。那么我还有什么麻烦事!”

　　顾宪之回京任太尉从事中郎。又出京任束中郎长史、行会稽郡事。山阴人吕文度受到齐武帝宠幸，于是在余姚建立府邸，在当地任意横行，肆无忌惮。顾宪之到会稽郡上任，立即就上表启奏，拆除吕文度的府邸。吕文度后来回家乡埋葬母亲，郡县的官员争着赶去吊唁，顾宪之却不舆他交往。吕文度心中对顾宪之深深怀恨，但最终也不能中伤顾宪之。

　　顾宪之迁任南中郎巴陵王长史，加建威将军、行南豫、南兖二州事。当时司徒竟陵王在宣城、临成、定陵三县交界处建立兵营，划定敷百里山泽，禁止百姓进入其中打柴，顾宪之坚决地陈说不能这样干，言辞恳切而直率。竟陵王回答他说：“如果不是你，我就无法听到这么恳切的好话。”当即竟陵王就下令解除禁令。

　　顾宪之迁任给事黄门侍郎，兼尚书吏部郎中。还在宋代的时候，顾宪之的祖父顾觊之曾任吏部尚书，他任职时在官府庭院中种下一排橘树，并且对人说：“这树是我为宪之种的。”到这时候，顾宪之果然在吏部任职。顾宪之又出京任征虏长史、行南兖州事。因母亲去世而离职守丧。守丧期满之后，建武年间，他又被任命为给事黄门侍郎，领步兵校尉，还未行拜授之礼，接着就迁任太子中庶子，领吴邑中正。又出京任宁朔将军、临川内史，还未去赴任，又改授辅国将军、晋陵太守。不久，顾宪之患病，他陈奏有病，解职回到家乡。永元初年，顾宪之被征为廷尉，他未接受造一职务，又被任命为豫章内史。豫章有个名叫万晞的贞节妇人，年轻时就失去丈夫孀居，没有子女，她事奉公婆特别孝敬，但父母想逼迫她改变志向使她改嫁，她誓死不肯答应。顾宪之赐给万晞五匹帛，以表彰她坚守节义的品德。

　　中兴二年，讨伐齐东昏侯的义军平定了建康，高祖任扬州牧，征召顾宪之任别驾从事史。等到顾宪之赶到京城，高祖已经接受齐的挥让，登上帝位。顾宪之因为中风，病情渐渐严重，因此坚决请求返回家乡吴县。天监二年，朝廷派人就在顾宪之家中拜授他为太中大夫。顾宪之虽多次担任郡的长官，但连一点积蓄都没有，到他回到家乡，家徒四壁，因此免不了遭受饥寒。天监八年，顾宪之在家中去世，死时七十四岁。临终的时候，顾宪之预先写好对丧葬礼制的嘱咐，告诫自己的儿子说：

　　从出生到死去，逭道理如同昼夜的变化。既然不知道生命是从什么地方来，又哪能知道死后往什么地方去。延陵说的“人死之后，精气上升回归上天，骨肉向下回归大地，魂气就什么地方都能去”，实在是有原因的。虽然这种说法茫昧难以理解，很难得到验证，但应当不是虚妄的。人的一生飞快地就会逝去，如同白驹过隙。我现在预先写好对丧葬礼仪的嘱咐，我瞑目之后，希望你们全都遵照我的嘱咐办事，不要违背我的意愿。

　　庄周、澹台灭明，是参透人生、不为世事牵累的人；杨王孙、皇甫士安，是以自己的行为矫正世风的人。我进不能达到不为世事牵累的境界，退则对世风没有什么矫正。我常常说，孔子在中都制定的丧葬礼仪，既合乎天理，又能满足人们思亲敬亲之情。死后，衣服可以包住身体，以示不违背礼法；棺木能够盛下尸身衣物，足以遮蔽臭气就可以了。放进棺木的其他东西，一样也不需要。下葬时用椭车装运棺木，用粗布覆盖棺木，为的是不要使人厌恶。汉明帝是尊贵的天子，还提出衹要杯水干肉干粮祭奠；范史垩是名声很高的有操守的士人，也留下遣言衹要用凉水和干饭来祭奠。何况我衹是卑下平庸之人，怎么能不节制自己的欲念呢?丧事与其仪文周到，宁可内心哀戚，这是思念亲人的深情；礼仪与其奢侈浪费，宁可朴素俭约，才能符合我的心意。用不着在灵前常设奠筵，可以衹点一盏油灯，使致哀的人有所依据罢了。遇上初一、十五、大祥小祥的祭日，或是忌日，可以临时设置一张小小坐榻，安放几案和坐席，衹要置办几样素食，不要用牛羊猪祭奠。祭祀祖宗的熏尝之祭，无论贵贱都不能废弃。礼仪齐全的器物难于备办，常常因此而导致疏忽懈怠。祭祀祖先的礼以前原有规定，不能疏漏。从我开始，死后祭祀衹要用蔬食和时鲜果品，不要和祭祀上代祖先一样。衹要明白地教导子孙，一年四季不要忘记自己的父母亲人而已。孔子说：“即使是用菜羹蔬食来祭祀，也一定要恭恭敬敬，好像斋戒了一样。”重要的在于心诚和恭敬，哪裹是一定要求礼仪器物齐全呢?

　　顾宪之着的诗、赋、铭、赞以及《衡阳郡记》共数十篇。

　　陶季直，丹阳秣陵人。他的祖父陶愍祖，宋时任广州刺史。父亲陶景仁，任中散大夫。

　　陶季直年少时聪明出众，陶愍祖很喜爱他，认为他有异于常人的气质。陶愍祖曾经拿四封银子陈放在自己面前，命孙子们各人去取。当时陶季直刚刚四岁，衹他一个人不取银子。有人间他不取银子的原因，陶季直说：“假如祖父有赏赐，应当先给父亲和叔伯，不应当直接给予孙辈，因此我不拿取银子。”陶愍祖听到这话，更对他的气质和聪慧感到惊奇。陶季直五岁时母亲去世，他如同成人那样哀痛伤心。起初，他母亲还未生病的时候，就命他出家为僧，母亲死后，家人才把他赎回来，陶季直抱着母亲的尸体哀恸号哭，听到的人没有一个不悲伤感动。

　　长大成人之后，陶季直爱好学习，追求荣华名利之心淡薄。他初出仕被任命为桂阳王国侍郎，北中郎镇西行参军，他都没有上任，当时人称他为“聘君”。陶季直因父亲去世而守丧，守丧期满之后，领丹阳尹的尚书令刘秉，把陶季直提拔为后军主簿，领郡功曹。陶季直又出京任望蔡令，不久因病而免职。当时刘秉、袁粲因为齐高帝权势一天天显赫，于是想要图谋推倒齐高帝。刘秉一向敬重陶季直，他想约陶季直一起研究对付齐高帝的策略。陶季直认为袁、刘二人都是儒生，他们的圆谋一定会导致灭亡，因此坚决拒绝不肯赴约。不久刘秉等人就因罪被诛。

　　齐代初年，陶季直任尚书比部郎，当时褚渊任尚书令，与陶季直一向交情很好，于是连连命陶季直任司空、司徒主簿，把府中事务交给陶季直处理。褚渊去世，尚书令王俭认为褚渊有高尚的德行，想要确定褚渊的谧号为“文孝公”。陶季直提出请求说：“‘文孝’是司马道子的谧号，他这个人恐怕不能算是十全十美，褚渊不应当和他用同样的谧号，不如赠谧为‘文简’。”王俭听从了陶季直的意见。陶季直又请求王俭为褚渊立碑。碑立好之后，陶季直自始至终很好地保护这碑，保持了属吏的操守，当时人都赞扬陶季直的这种美行。

　　陶季直迁任太尉记室参军。又出京任冠军司马、东莞太守，他任职期间东莞郡被称为清静安定。陶季直回京被任命为散骑侍郎，领左卫司马，转任镇西谘议参军。齐武帝崩，齐明帝任宰相，他诛除异己，陶季直不肯曲意奉承，齐明帝很是忌惮他，于是让他出京任辅国长史、北海太守。朝中属官担任边城职务，读书人为官很少有这样的任命。有人劝陶季直到齐明帝那儿上门道歉。齐明帝接见陶季直之后，就把他留在京城，任命他为骠骑谘议参军，兼尚书左丞。接着迁任建安太守。陶季直施政崇尚清静，百姓感到安适。陶季直又回京任中书侍郎，迁任游击将军、兼廷尉。

　　梁王台府建立，陶季直迁任给事黄门侍郎。陶季直常常说，当官到了有二千石俸禄的职务，一生的愿望算是全实现了，不要再去追求人世的荣华富贵，于是以有病为由辞职回乡。天监初年，朝廷派人就在他家拜授他为太中大夫。高祖说：“梁据有天下，可是却见不到这个人。”天监十年，陶季直在家中去世，死时七十五岁。

　　陶季直一向生活清苦，无人能和他相比，又离官隐居十多年，到他死的时候，家徒四壁，子孙没有钱财殡殓他，听到逭事的人没有一个不为他的操守而感叹悲伤。

　　萧视素，兰陵人。他的祖父萧思话，宋时追赠为征西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父亲萧惠明，任吴兴太守。他祖父、父亲都有很大的名声。

　　萧视素很早就失去父亲，家中贫苦，被叔父萧惠休收养。他初出仕任齐司徒法曹行参军，迁任著作佐郎，太子舍人，尚书三公郎。永元末年，萧视素任太子洗马。梁王台府建立，高祖选拔他为中尉骠骑记室参军。天监初年，萧视素任临川王友，又再任太子中舍人，丹阳尹丞。刚拜授官职的时候，高祖赐给萧视素八万钱，萧视素一下子把钱全送给亲友。萧视素又迁任司徒左西属，南徐州治中。

　　萧视素性情安静谦让，清心寡欲，爱好学习，能够谈论老、庄的玄理，口中从不谈论荣华利禄，喜怒不形于色。无论是无官家居或是担任官职，他都随任自己秉性行事，旷达坦率，从不骄矜自大，表露了简约朴素的天性，士人因此都很敬重他。到他在京口任职的时候，就萌生了在京口安身终老的想法，于是就在摄山造丁座房宅。适逢这时候朝廷征召他为中书侍郎，于是他拒绝做官，不去上任，回到摄山的住宅裹，不问世事，一人独居，如果不是亲戚就到不了他住宅的院门。萧视素的妻子是太尉王俭之女，萧视素很久以前就舆她分居，于是没有生养子女。天监八年，萧视素去世。他的亲戚朋友考察他的事迹，给他赠谧为贞文先生。

　　史臣曰：顾宪之、陶季直算是以退隐来延年益寿的人，萧视素却是对做官缺少热情的入，和那些怀念俸禄，沉溺在恩宠之中，在人世间奔忙劳碌的人相比，确实有很大的差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