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今的儒学,本是承继古时的六经之学。以此来弘扬王化匡正风俗,这是王者治国的首要之举。自从秦氏焚书坑儒,儒道因之亡缺。到汉武帝时,开设学校,立五经博士,设置弟子生员,分设科目进行策问,并以官禄相鼓励,因此传习儒学者便越来越多了。此后的太学生徒,经常有上万人,各郡国的学校也处处满员,那些自学于山野的人,也都来加入其行列。所以自两汉荐举贤人,都是根据其经术如何。到魏正始年间以后,改为崇尚玄虚,无论公卿士庶,少有人能通经术。当时荀靑、挚虞等人,虽然也曾议及创尊儒之制,但没有人能够改换当时的风气。从此中原溃败,礼义沉沦。等到东晋偏安江左,自身难保,也就顾不上这些。这种状况一直到宋、齐,国家的学校虽然有时也开办,然而勉励督导不够,难以维持到十年以上,只不过作一时文饰而已。当时各地乡间无人开馆讲学,公卿也少有通经术的。朝廷大儒,只是自学而不肯培养徒众,后生晚辈孤陋寡闻,抱着经书而没地方听人讲授,大道郁闭不通实在太久了。到梁武帝开创基业,很为儒道败落忧伤。天监四年(505),下诏开设五经学馆,建立国家的学校,总括《五经》进行讲授,设置《五经》博士各一人。当时以平原明山宾、吴郡陆琏、吴兴沈峻、建平严植之、会稽贺蠩充任博士,各人主持一馆。每馆有数百生员,供给其生活用度,其中经考核通晓经术的,马上就任为官吏,于是学习儒家经典的人云集而来。又选拔学生派遣到会稽云门山,向庐江何胤受学业。分派博士、祭酒到各州郡开设学校。七年(508),又下诏令皇太子、宗室、王侯都到学校受业,武帝御驾亲临,祭祀先师先圣孔子,对师生们殷勤寄语,赠束帛以慰劳,一时人才满座,济济一堂,一派奉行大道的气象。及陈武帝创立新朝,正经历天下动乱,士大夫遭难,贼寇尚未平定,敦促勉励经学之事,也就顾不上了。天嘉年间以后,逐渐设置学官,虽然广招生徒,但成就很少。所搜罗来作点缀的,也都还是梁朝遗儒。如今一并汇集起来,以作为儒林传。
伏暅,字玄曜,从小就受到父亲的传授,能说玄理,与乐安人任日方、彭城人刘曼都很有名。在齐时曾任东阳郡丞、鄞县令。当时伏暅的父亲伏曼容已经辞官隐居,朝廷经常让伏暅在外任职,让他有能力赡养父母。
梁武帝登基后,伏暅兼五经博士,和吏部尚书徐勉、中书侍郎周扌舍总管五礼之事。
伏暅又出任永阳内史,在郡时,为政十分清廉,百姓安宁,郡中人何贞秀等一百五十四人一起到州中叙说了这个情况,湘州刺史便把伏暅为政的情形上奏了朝廷。皇帝下诏后发现有十五件事被吏人所怀念,皇帝很赞赏他。伏暅升迁为新安太守,在新安,他与在永阳时同样清廉。百姓中有交不上赋税的,伏暅就用太守的公田米来帮助他们。新安郡中盛产苎麻,但伏家人却没有麻可以制作绳子,他就是这样严格地要求自己。新安郡所属的始新、遂安、海宁三县,同时为他立祠。
后征召伏暅为国子博士,领长水校尉。当时任始兴内史的何远一直以清廉闻名,梁武帝提拔他为黄门侍郎,不久又升为信武将军,监吴郡事。伏暅认为自己的名声和资格都在何远之前,他的清白被府吏们称赞,但何远多次被破格提拔,伏暅只是逐级提升而已。他心中不满,常托病在家中。不久,他请假到东阳去为妹妹办丧事,便趁机留在了会稽,在那里盖了房子,并上表要求辞职,皇帝下诏任他为豫章内史,他才出来拜谢。书侍御史虞日爵上奏说:“听说豫章内史伏暅,去年请假,以为妹妹办丧事为理由,趁机停留在会稽不回。他去东阳时,卖了房屋宅院及车马,从这些现象可以看出,他那时就不打算回来了。伏暅曾掌管两个地方,很少贪污,这本是为政的本分,怎么能以此称功?他常说自己的才能品望在何远之上,而何远以清廉被拔擢,名望地位越来越高,伏暅深怀怨恨,在他的言语和神态中都表露出来。皇上居高临下,明察秋毫,知道他的私心,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诏说:‘国子博士、领长水校尉伏暅为政清廉公平,应加以鼓励,不要使他产生怨望,以致有损士风,可任命为豫章内史。’哪有臣子得到这样的诏书而不吓得魂飞魄散而向有司去请罪的?而伏暅却冒得恩宠而不辞,这种苟得之物实在令人羞耻。所以现今士人四分五裂,路人议论纷纷,寻求和分析其心迹,没有一点可以宽恕的。请将伏暅以大不敬论罪。”皇帝有诏不加追究,伏暅因此得到豫章内史的职务。
伏暅又被征召为给事黄门侍郎,领国子博士,未赴任而去世。
当初,伏暅的父亲伏曼容和乐安的任遥都和齐太尉王俭很亲近,任遥的儿子任日方和伏暅也都被王俭所深知。不久,任日方的才情和所遇都比较好,到齐末已担任了司徒左长史,伏暅却仍独停滞于参军事这一职务,直到死时名位才大致相符。伏暅一向俭朴,使用的车马和服饰都很简陋。他表面上希望退隐和追求安宁,内心却不免有和人竞争的想法,因此受到当时人的讥讽。但他能够推荐后进者,常常自以为不足,年轻的读书人因此而喜欢依靠他。伏暅的儿子叫伏挺。
严植之,字孝源,建平秭归人。年轻时精通《庄子》、《老子》,能够讲玄言,精于解读《丧服》、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。年长之后,他遍学了郑注《礼》、《周易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左氏春秋》。他性情淳朴忠厚,不因自己有特长而自以为高人一等。他幼年时父亲去世,因此有二十三年时间吃菜食。
在齐朝出仕时任广汉王国的右常侍,仍侍奉广汉王读书。当广汉王被杀时,国中没有人敢来看视,严植之独自奔来哭泣,亲手为他收殓殡葬,赤脚徒步把广汉王送到墓地,给他建了坟墓,葬毕才回。当时人都认为他有情义。后来任康乐县令。严植之任县令期间十分清廉,民众和官吏们都称赞他。
梁天监二年(503),朝廷下诏征求精通儒学的学者以修五礼,有关方面上奏让严植之主管凶礼。四年,首次设置《五经》博士,各自开馆教授学生,让严植之兼任《五经》博士。严植之的学馆设在潮沟,学生常常数以百计。他在讲课时划分段落顺序,解释得条理分明。每当他登坛讲课时,五个学馆的学生都全部来到,听众多达一千多人。后又迁任中抚记室参军,还兼任博士。死于学馆中。严植之自从有病以后就不接受俸禄,妻子十分贫困。严植之去世时,治丧无所依靠,学生们给他买了墓地,才得以安葬。
严植之性情仁慈,喜欢积阴德,就是在暗处也不曾懈怠。年轻时曾经上山行走,遇见一位病人,问他叫什么名字都不能回答。严植之载着他一起回家来,替他请医求药,六天以后病人死去,严植之又给他准备棺木收殓殡葬,到底也不知是什么人。他又曾经沿着栅塘步行,遇见有个病人躺在塘边,他便问病人情况,病人说:“姓黄,家本在荆州,给人当雇工。病重,船主准备出发,将我丢在岸上。”严植之听后十分伤感,便载他回家治疗,过了一年病愈。病人请求终身给他充当奴仆以报答厚恩。严植之不肯答应,送给他钱和粮食让他回家。
严植之撰有《凶礼仪注》四百七十九卷。
皇侃,吴郡人,是青州刺史皇象的九世孙。他从小好学,以贺蠩为老师,集中精力专攻学问,几乎精通各门学业,尤其明于《三礼》、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。当他兼国子助教在学中讲课时,听的人经常多达几百人。撰有《礼记讲疏》五十卷。书写成后上奏朝廷,诏令交付秘阁收藏。不久,又召他进寿光殿讲说《礼记义》,梁武帝对他很好,加封他为员外散骑侍郎。
皇侃本性十分孝顺,每天规定自己要诵读二十遍《孝经》,以比之于《观世音经》。母亲去世后他回到故乡,平西邵陵王钦佩他的学识,用厚礼来迎候他。当皇侃到达后,由于发了心脏病而去世。所撰写的《论语义》、《礼记义》,被世人所敬重,在学者中广为流传。
评论:常言说:“上边喜好什么,下边必然有更厉害的行为。”因此邹君佩长缨、齐桓穿紫服尚且能改变一国时尚,何况有禄位在其中,那就没有什么比这更有感召力的了。当天监年间,当时的君主正崇尚儒术,像崔灵恩、严植之、何佟之、伏曼容等人,前后都被提拔恩宠,当时四方的学者望风响应,可算是昔时的盛况了。自梁至陈,近几十年间,虽然时事艰难坎坷,而风流儒雅流传不废,难道不是风化对人的教育改造吗。古人说上边的德行好比风,下边的应和就像是草,说得好啊,不就是指的这种情况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