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鸿门宴》一文,既为我们再现了历史真实;它也为我们提供了高度的文学技巧典范。它的艺术特点,可以分为以下四点来观察。
第一点,它善于在矛盾开展中描绘人物。通过重要历史事件的描写以突现人,使之为形象塑造服务。人物形象获得高度的鲜明与统一,因之具备典型性。
在本文中,作者善善、恶恶、贤贤、黜不肖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。司马迁以极其深微而又明显的爱憎笔触,刻画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统治人物。刘邦是一个卑鄙狡诈而又极其机变的所谓成功人物;项羽则是一个粗豪自恃、浅听轻信的所谓失败英雄。作者把刘邦、项羽放在鸿门一会的具体历史事件具体矛盾开展当中,进行描绘。最后达到人物形象的高度鲜明与统一,完成传记文学人物的典型性质。所以刘邦、项羽,尽管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,所描绘的的也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;然而后世却常用来概括两种不同类型的人。作者在描绘这两种人物性格时,爱憎倾向是十分明确的。对项羽主要的是同情和赞颂;对刘邦主要的是鄙夷和贬斥。这就深刻地影响着千百年后读者群众情感的向背,使人们同情的都归于项羽一面。本文在描绘张良、项伯、樊哙、范增的形象上,也极为成功。假如说本文写的是“子房如龙,樊哙如虎”,那么写刘邦就真该是“如狐如鼠”了。
第二点,本文善于把巨大的历史事件与丰富的细节描写相结合,善于把生动的场面叙写与细节描绘相结合。在对尖锐的矛盾斗争的叙写当中,完成其惊奇的富于戏剧性的故事情节。
这样就能以在尖锐的矛盾斗争的展现当中,完成其惊奇的富于戏剧性的故事情节。使人们在千百年后,一提起鸿门宴故事来,许多人物的活跃形象,都如近在眼前。《鸿门宴》一文,在这一点上,可以说是极其成功的范例。
第三点,本文具有周密严谨的组织安排。在材料处理上,也能前后相生,具有缜密的逻辑联系。它密切依照历史发展,把许多材料,加以精心地抉择,并进行了细密的安排组织。使矛盾一环衔着一环,使情节一波推动一波。他以曹无伤密告起,以曹无伤被诛结。以范增说项羽始,以范增怒项羽终。在处理材料上,作者运用了繁(如闯宴)、简(如诛曹)、省(如张良“具告沛公”)、复(如樊哙说项)各种不同笔法,使其相辅相成,以构成全篇严密无间的逻辑结构。帮助了主题内容的显现。这些是本文鲜明特点之一。
第四点,是本文在语言运用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由于作者在传记文学著作上,具有独创精神叛逆情感,所以他能自觉地靠拢人民向民间语言学习;受有明显的影响。许多民间传说与歌谣谚语,都成为作者创作思想与创作语言的重要来源,构成作品的新鲜血液。使它的语言艺术,推进到中古时期散文文学的一个新的高峰:浅切、明白、活泼、朴实。
在本文中,如“大行不顾细谨,大礼不辞小让。”“人为刀俎,我为鱼肉。”都是当时流行的成语;而“唉!竖子不足与谋!”则是当时的生动具体的口头语言。
从全文语言风格来看,也完全可以说明司马迁的操纵运用语言的能力,远远跨过秦及汉初散文语言的既有水平,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
此外,司马迁在善于活用虚词上,也极其出色。他往往凭借表情作用很强的虚词运用,表现人物情态。如本文中,“沛公默然曰:‘固不如也,且为之奈何?’”“项王曰:‘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,不然,籍何以至此?’”“樊哙曰:‘臣死且不避,酒安足辞!’”等。都是运用虚字进行表情的极其传神处所。《鸿门宴》一文的文学技巧,在整个《史记》当中,是具有代表性的。郭嵩焘说它“自是史公《项羽本纪》中聚精会神,极得意文字。”自非过誉。它不只是达到了“叙事真而描写切”、“语调整齐,字句锤炼”的境地;它也达到了神采辞章双跻峰顶(“理既切至,词亦通畅。”——《文心雕龙·启奏篇》)的新高度。有人也用思想清新、文字精美、内容充实、组织周密四点,对整个《史记》的艺术特点作通俗的概括。这种通俗的概括评价,同样也适用于本文。五 最后,需要说明的是,过去有些论述《鸿门宴》的文章,在作思想内容与艺术特点分析时,往往有一种脱离本段文字而从《项羽本纪》与《高祖本纪》全部着眼进行论列的不当倾向;在作刘、项评价时也有这样毛病。我认为我们分析《鸿门宴》时,还是应该抓紧本文。虽然也应当联系照顾到刘项《本纪》全篇,但却不应喧宾夺主,或者把延伸的意义,说成本篇的思想内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