曹操是奸臣,这话现在不怎么说了。倒是曹操的《短歌行》里的两句:“对酒当歌,人生几何”、“何以解忧?唯有杜康”,被几乎所有的嗜酒者记到骨髓里去了,并且随时搬将出来,充作自己贪杯豪饮的理由。
酒是用粮食、水果等经发酵制成的含乙醇的饮料。中国造酒始于何时,谁该拿发明专利--是黄帝,是帝女仪狄,还是杜康--这事难以考证,于今也无关紧要。中国是诗国,杜康因与诗有涉,合该占了便宜,抢得头功。
中国自古就有把酒当鸡、把诗文当蛋的传统。饮酒赋诗,咏志抒怀,早在汉代就被文人视为一种雅事,古乐府里就收录有“东厨具肴膳,椎牛烹猪羊。清樽发朱颜,四座乐且康”之类的歌咏。魏晋之际的“竹林七贤”,比曹操更擅饮酒,“刘殷嵇阮之徒,尤不可一日天此”。刘伶甚至写了《酒德颂》,颇有“饮者留其名”的虔诚。李白“斗酒诗百篇”,自称“臣是酒中仙”,没人招伙也要邀月对影而饮。女词人李清照晚年亦有“忘了除非醉”之论。
酒也不是骚人墨客的专利,赳赳武夫们做起“煮酒论英雄”的事,更是雄风灼灼,气派非凡。作家梅绍静说身体一向健康的人才敢喝酒,那是喝太阳,喝伟大。此话有点玄乎,想想也不无道理。李玉和“临行喝妈一碗酒”,果然“浑身是胆雄赳赳”。戚继光人闽抗倭得胜班师,豪饮后醉卧于于山一方石上,后人勒“醉石”二字祀之。这位将军早有妙语:“酒能乱性,佛家戒之;酒能和气,仙家饮之;吾于无酒时学佛,有酒时学仙。”何其洒脱。
酒的功能多多。第一是用于祭祀。特别是祭祖,被封建家礼视为“人生第一吃紧事”,至今在墓祭或祠祭时,都可见到给列为神主斟酒和以酒酹地的仪式。第二是用于随葬,古人宁愿相信人死后保留喝酒的功能,否则就白死了。长沙马王堆除出土大批酒器外,还挖出了八坛真酒。满城刘胜夫妇墓内出土的酒多达33陶缸,每缸高70厘米,总量约为5000公斤!第三是医用,有作药引的,有作外用的,更有炮制药酒内服的。第四就是用于宴饮了,《汉书》里早有“酒者,天下美禄,帝王所以颐养天下”的记载。民间婚丧嫁娶送礼待客,也无不用酒,有“百礼之会,非酒不行”的说法。
酒历来有“美酒”之称,于是常与美人绞在一起。葡萄、美酒、夜光杯,多撩人的词儿。世有醒者,把嗜酒、好色、贪财、逞气列为人生四种应戒之事。梁启超认为“满街都是圣人,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”,跟济公的“酒肉穿肠过,佛祖心头坐”一样,取警惕而不弃的态度。女作家张洁则坦言:平心而论,酒的味道是好极了,但让我嗜酒如命、烂醉如泥是绝计办不到的。
酒不醉人人自醉,功夫在于如何控制和把握自己。因纵酒而亡国祸身者史不绝书,譬如:“桀作瑶台,罢民力,殚民财,为酒池糟堤,纵靡靡之乐,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。”能不误国!晋人耽酒,有惧祸避世、惟托于醉的原因,未必真意在酒。饮酒而不做酒色之徒,才叫高明。腹为饭坑,肠为酒囊,人便物化了,多没意思。《颜氏家训》云:“今土大夫但不读书,即称武夫儿,乃饭囊酒瓮也。”目下常在酒桌上听到一句时髦的劝酒词:“一口蒙.感情深。”人的感情与酒精等量吝观.这才晓得。朝夕宴饮吃喝,疲于应酬,绝非幸事。东坡途次某地,因不胜杯酌,而又不得不疲于应接,乃大呼该地为“酒食地狱”。当今一些乐于应酬的官儿,自己贪杯,还要调侃说“把胃交给党”云云。党何时倡导过大面积地吃请和请吃,拿文件出来看看!
人们对樽前的天花乱坠应有戒心。《醒世恒言》早说啦:以后相处的虽多,都是豪华之辈,酒色之徒,但知卖笑追欢的乐意,哪有怜香惜玉的真心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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